返城后的三件事

宋金山

返城后的三件事

知识青年下乡时一无所有，又一无所有地回到城市。1979年返城后的知识青年，叫待业青年。几百万待业青年骤然回来，给每个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沉重负担。 父母们望着游子归来，嘘寒问暖，不胜欣慰。毕竟在异乡漂流十年，受苦受罪十年。全家团聚是中国传统观念中，最最神圣和最最美好的事情。然而，高兴了半年，愁绪又布满家庭。三十岁的大男大女们，又得回到十年前的样子，又得吃父母那不宽余的工资，又得挤在那狭窄的木板床上。弟妹们长大成人，到了男婚女嫁的时候，得让位于饱经风霜的哥哥姐姐们。父母的积蓄是有限的，哪家的住房都是短缺的。

待业青年的第一要务，是找工作，找生活出路。
待业青年们天天跑街道办事处，又一次苦熬苦等招工就业的消息。回城后知道了，街道办事处就是政府，就是父母官，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保障。在兵团当过连长指导员的知青还是幸运的。街道办事处把他们挑出来，靠他们组织各街的劳动服务队。组织待业青年参加用工单位的劳动，叫“清工”。同时尽其所能，创办三轮运输队、木匠铺、装修组等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。各街生产管理处，组织待业青年到各个居委会工厂劳动。这些工厂是居委会的老大娘创办，基本队伍是社会闲散人员，还有具备一技之长的退休人员。待业青年跟着缝口袋，糊纸盒，扎鞋底，印书皮，卖冰棍。微薄的收入，只够糊口。但比之扬大镐，挥大锨，抡镰刀，比之春种，秋收，修水利，筑公路，伐木头等等恶梦般的活计，简直是轻松地呆在了天堂。都精神抖擞，满负荷地卖力气。待业青年成了街办企业的生力军和主力军。以至于到八十年代中期，天津市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城镇企业，成为国营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的补充。
我先是留在小白楼街办事处政工组协勤，很快被正式录用。是“假全民”指标，工资三十七元。在劳动服务队当负责人。凭我的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，很快得到街领导的认可，并大胆使用。我使尽浑身解数，带领王洪达、朱兴章、刘昌龄，创办了三轮运输，木匠加工，建筑小工的小型经济组织。出了名气的是，在繁华场所卖大碗茶。北京知青卖大碗茶成了气候，我与他们同期起步，但没有发展起来。凭着这些经验，我引起了和平区领导的注意，张素副区长和左桥副局长，把我调到和平区劳动局。从此，我被转为真实的公务员指标。在任富云大姐的领导下，协调十二个街劳动服务队工作。八三年又分配到和平区生产服务管理局，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天津市的招工工作，是各大城市中最好的。有相当一部分人进了国营企业，进了商业系统，进了并不繁重的劳动岗位。。上海市我的兵团战友们，绝大部分都留在街道企业。但我佩服上海知青战友，他们大有作为，大放异彩。我的搭档副指导员周金水，在八十年代初引进了日本复印机，成了上海十佳青年。天津的知青作为不多，除了成为处局级领导干部的个别人外，大部分人都熬到下岗退休。而真正成为企业家的，寥寥无几。
当然，天津绝大部分知青在各自的单位，起到了骨干桥梁作用。哪个单位使用“老三届”知青都十分地放心，十分地顺手，而且十分地奏效。象当初“兵团战士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一样，每个单位调度和使用老知青，都得心应手。
在和平区生产服务管理局，我当过办公室主任、工业科长、商业科长，还被下派到万里鞋厂当厂长，到联合实业公司当经理。曾经进入过区组织部的第三梯队的名单，离处级干部只有一步之遥。这一步却始终没有迈过去。1990年调到和平区检察院，是正科级检察员。与再提拔一格，失之交臂。在兵团是连长，回城后始终是科长，一辈子是基层干部，是将才，始终冲杀在第一线。恐怕大部分“老三届”知青都是如此。尽管有的老知青被提拔到处级局级领导，乃至省级部级首长。但总体而言，不管被提拔到哪级领导岗位上，百分之九十都是副职。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。老三届知青，由于先天不足，仅仅充当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的骨干力量。

待业青年的第二件要事，是结婚成家，找生活着落。
大部分待业青年刚有了工作，甚至还没有工作，就着手相当棘手的成家问题。大男大女们三十岁有余，再不成家，父母的家庭里容纳不下。而且不能耽误弟弟妹妹们。现实的问题是住房短缺。天津的大龄知青要感谢地震的余热，大街小巷胡同里残留着“地震棚”。大大小小的奇形怪状的简易粗陋的违章建筑，既是天津市当年的风景线，更是老知青们幸福的巢穴。我表舅把新华路体育场的地震棚，无偿地转给了我。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，与翟国庆爱恋七年之后，成家了。新居结构相当不错，比之黑龙江省的马架子，泥坯房，对面炕，无异于住进了宾馆。我从兵团带回来的松木，七舅崔壬田亲手打造成四大件。在这个地震棚里，我完成了“洞房花烛夜”的人生使命。一年后，在这里喜添贵子。  结婚时完全靠父母的积蓄。那时在登瀛楼一桌酒席三十二元，十桌三百二十元，等于花去父母五个月的工资。那时亲朋好友随礼五元钱，亲兄弟赞助二十元钱。婆婆给过门的儿媳妇二百元，算是中上水平。那时的新婚夫妇都是万分地知足。哪里象现在，大办婚事，动辄十几万元，甚至几十万元。简直不可同世而语。
老三届知青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“患难夫妻”。第一种类型是一起下乡，一起返城，或是先后返城，喜结良缘。第二种类型是异地的知青结合，天津男青年娶了上海女青年，北京姑娘嫁给哈尔滨小伙子。第三种类型是与当地的异性成家。这三种类型都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产物，也是意外的收获。一对青年男女结合是一种缘分，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。而对于后代，则是一种福分。他们承继两地的血缘，提高了生命的质量。
我和爱人翟国庆属于第一种类型。她相当能干，不足十八周岁，就在一连入了党，当上副指导员。二十岁提拔到一营任组织干事，二十二岁又提拔到五十团任组织干事。她相当漂亮，酷象饰演电影《春苗》的著名演员李秀明，我呢？有点象著名演员王心刚。现在我却象相声演员杨少华，而她还象谢芳。“郎才女貌”，当初我凭着男人的性格，写了几百行真情实感的抒情诗，征服了她的心。
在我的一生中，最幸运的是认识了国庆，而且娶了她。在我最困惑最茫然最消极的时候，她从精神上激励了我。我在山上逃跑，时任组织干事的翟国庆认真查清事实，如实向组织汇报，我才得以由“留党查看”改为“党内警告”。每个关键时刻，是她帮助我运筹帷幄，决算千里。上山下乡运动中，成全和造就了许多我们这样的患难夫妻。
翟国庆的父亲五十年代，在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过。回国后在天津国际海员俱乐部当科长。老人家一辈子注重政治，勤恳工作。他的朋友都是国营企业的厂长和局长，其中邢军后来被提拔到天津市委常委，兼组织部长。他重视朋友之谊，朋友交办的事从未落空过。同样依靠朋友的力量，把子女的工作调整得恰到好处。对子女倾注了慈父之情，也对子女抱着极大的期望。可惜于1988年患病过早地辞世，未能享受九十年代后家庭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母亲胡凤玲辛苦了一辈子。她本是精明之人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不得不现实地生活着。好在晚年过上了舒心的日子。

待业青年的第三件要旨，是生儿育女，找生活的寄托。
培育孩子对老知青而言，这个过程太漫长，太艰巨，太沉重。人生要义，扶老携幼。对父母要孝敬，对儿女要负责任。给父母养老送终，以至入土为安，老三届的知青们都作到了。因为他们对父母的感激太多太多了。天经地义，义不容辞。尽管经济条件差些，但生活上，感情上，精神上都到位。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，“不图有多大贡献，只图团团圆圆，平平安安”。这一点，两代人都无可挑剔。
老三届知青对下一代人，费心思了。知青们念到初中或高中就上山下乡，整整一代人的断层。尤其是文化上的断层，使老三届知青们刻骨铭心，痛惜不已。又赶上“独生子女”。知青们所有人生的理想，人生的寄托，人生的归宿，便一股脑儿地倾注到独根独苗身上。
八十年代，老三届知青们还在忙碌工作。独生子女们是靠奶奶和姥姥带大的，上小学是爷爷和姥爷接送的。知青们无暇与下一代人沟通交流。等孩子们上初中，老三届知青们突然发现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能力辅导下一代人。于是倾其所有，给孩子找家教，找辅导老师，找重点中学。家境困难的老知青们，节衣缩食，也要供孩子上好初中，上好高中，上好大学。被耽误的一代，不能再耽误下一代。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，是感情的延续，是事业的延续。孩子是自己生活的延伸，理想的延伸，境界的延伸。这些意识，这些想法，这些愿望，在老三届知青们的思想中，惊人地统一了。无一人例外。
乃至到九十年代，孩子们高中毕业或正在读大学，又遇到了“出国留学”的大题目。当年上山下乡是阅历，当今出国留学也是阅历。当年上山下乡没挣到前途，当今出国留学却可能挣到前途。当年上山下乡，没当成共产主义接班人；当今出国留学，却可能成为时代的宠儿和骄子。而且可以光宗耀祖，可以福及后人。有经济条件的知青，不遗余力地送孩子出国深造。没有经济条件的知青，挖空心思地想送孩子出国找出路。已经五十多岁的他（她）们，又一次面临着抉择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下一代。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，在已经为人父母的老三届知青们身上，体现得光彩夺目，无比灿烂。
然而，现实毕竟是现实，毕竟还要面对现实。下一代人有的孩子出息了，成才了，甚至出人头地了。而有的孩子却不争气，不努力，不成器，气得老三青的父母们捶胸顿足，撕心裂肺。有一部分没有返城的知青，按政策把子女“挂靠”在城市里奶奶家或姥姥家。这部分知青在孩子上学问题上，更是火上浇油，难以为继。
客观地说，由于独生子女没有老三届幼少年时的成长环境，造成了性格上的缺陷。他们缺乏集体主义教育，有的是个体意识。缺乏英雄乐观主义教育，有的是个人价值取向。缺乏革命理想主义教育，有的是个人享乐和消费观念。因此总体上，他们是自私，懒惰，懦弱的一代人。当然，有百分之三十的孩子是优秀的，没有辜负他们父母的一片苦心，一片深情，一片苦思苦虑。
   
回城后的这三件大事，耗尽了老三届知青们的精力和气力，磨没了他们的勇气和意志，每个人都有说不尽的苦衷和讲不完的故事。
在八十年代，老三届赶上变革和改革的年代。可能是八二年，变革之风吹遍祖国大地。每个人都碰到工龄问题解决了，还得解决学历问题。工农兵学员可以再走一步，成为名符其实的大本生。而靠“病退”，“困退”返城的知青们，必须上业中，上业大，上函授，上电大而成为大专生，否则，晋级提干，包括获取各种各样的职称，都无从谈起。
我苦读硬背了一个月，发扬“早晨两点半，地里三顿饭，晚上看不见”的精神，硬是考取了新华业大秘书系第五名。硬是坚持了四年，到八七年领取了大专的文凭；结果记忆力大损。为此，我曾写了一篇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的散文，叫“大器晚成者之歌”。

作为一个人，优秀未必完整，完整未必优秀。作为老三届知青特定的群体，都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磨难，体验了感情上的各种磨炼，充实了政治上的各种磨合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老三届知青的一生，不乏优秀，而且近乎完整。
老三届知青的一生，百味交集，一书难尽。老三届知青的一辈子，就象那大海，望不到底。但老三届的知青，毕竟象海浪，跳跃过。象海涛，涌动过。象，容纳过无数个悲壮而又精彩的故事。

    正所谓：
    祖国花朵，幻英雄洋溢理想。别课堂，广阔天地，任尔遨翔。贫下中农多少泪，忆苦思甜红太阳。忧父母愁断天涯，心惆怅。
    黑土地，北大荒。既壮丽，还迷茫。陌野洒汗水，辛苦悲怆。戏风逗雪苦亦乐，冰天雪地寒也爽。再聚首抚昔又论今，热泪淌。

    摘自 【金山文集】    2004年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出版


来源: 返城的年代